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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是粮食高产的重要推手，但一味依赖就会适得其反，应该通过科学的手段，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满足粮食安全的需要
这几年，冯子华总感叹种地的成本越来越高。
在河北北部的青县蛮子营村，这位65岁老农的家庭拥有15亩耕地，一年下来，不计人工，他需要投入的农业成本在8000元左右。
其中，最大支出是化肥。“1亩地每季至少一袋80斤的复合肥，30斤的尿素，差不多200块钱，按15亩地计算，一年两季那就是6000元。”种了一辈子地的冯子华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感叹到，“这哪是撒化肥？简直就是撒钱。”
但是，冯子华们依然愿意甚至热衷于这种“奢侈”的投入，因为他们坚信充足的化肥是粮食产量的基本保证。
这样的思维折射了中国农业一线生产者对于化肥的高度依赖。自上世纪70年代在国内推广以来，由于在促进粮食增产中的快速效果，这一西方化工产品迅速成为农民的“宠儿”。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在1978年，全国化肥施用量还不足900万吨，到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接近6000万吨，占世界化肥施用总量的三分之一，是美国和印度两个农业大国化肥消耗量的总和。
当然，化肥的品种也在更新换代，从最早液体形态的氨水到后来固体化单元素的磷肥、钾肥、尿素，一直发展到当下的复合肥、缓控释肥。
但近年来，长期超标投入和粗放的施肥方式埋下的隐患开始慢慢显现，最主要的危机是耕地质量的下降。农业部去年底发布的数据说，全国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
化肥过量使用或许不是问题的全部解释，但至少是造成这一现实的重要因素。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业人士认为，中国如果希望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护和提升耕地质量是一项关键而迫切的行动，这就亟需对长期“野蛮增长”的化肥投入来一次紧急刹车。
这一问题亦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在7月下旬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表示，要力争到2020年实现化肥和农药使用量零增长，提高农产品质量，为餐桌上的安全提供源头保障。
高产传奇
在一个农耕文明辉煌灿烂的国度，农民们祖辈相传的信条是：粪大水勤不用问人。在引入化肥前的漫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依靠粪便、秸秆为主的农家肥培育地力。冬天时，农民用风干的牛粪积肥，夏天则将麦秸放入粪坑发酵后肥地。
20世纪70年代后，化肥进入中国。与养分相对较少、增产效果缓慢的农家肥相比，这种新型的化学肥料通过大量并快速地补充农作物需要的元素，尤其是植物成长中需求量极大的氮磷钾，为农作物供给了充足的营养物质。
以氮肥为例，氮素是氨基酸的重要成分，而由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是构成植株的基本材料，它同时扮演酶的角色，催化作物体内的各种代谢活动。植物生长的基本发育过程细胞分离，没有蛋白质的参与是无法完成的。
因此，氮素供给的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作物生长的快慢，单独依靠土壤中含有的氮素一般很难完全满足植物的食物需求，及时施加氮肥补充氮素则直接快速地促进了植物的生长和发育。
早期流行于中国的化肥品种——碳铵就是一种工艺简单的氮肥，尽管含氮量一般只有17%，远不及后来的尿素，但仍然显示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刚刚使用化肥时的情景，北京延庆县康庄镇马坊村的老农孙金友依然记忆犹新：“那东西可比农家肥有劲儿多了，一棵苗撒那么一捏儿，苗子就蹭蹭地长。到秋收时一算账，每亩地多打了200来斤粮食。”在此之前，马坊村的玉米，一亩地只有200公斤左右的收成。
尝到甜头的农民迅速将传统“粪大水勤”的种地哲学演绎为“肥大水勤”。孙金友将碳铵的使用量从最初每亩地15公斤逐渐升高，最高到了50公斤。
由于土地相对贫瘠，当年华北地区农村流传这样一个口号：亩产400斤及格线，600斤过黄河，800斤过长江。在这种新型肥料的刺激下，孙金友的玉米产量轻松地“过了黄河”。
20世纪80年代后，养分含量更高、增产效果更为显著的尿素、磷肥、钾肥相继登场，后来又出现含氮磷两种元素的二铵、含氮磷钾三种元素的复合肥。品种越来越多，农民化肥施用量也节节攀升。上世纪90年代，马坊村玉米的亩产在化肥的催生下不断拔高，高峰时达到了700公斤。
马坊村的变迁只是中国粮食生产的一个缩影。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全国化肥施用量还不到1300万吨，到1990年就接近2600万吨，十年间翻了一番。
同期，在粮食播种面积基本没有增加的背景下，全国粮食产量从32056万吨，提升到了45000万吨，增加了近40%。
在此期间，世界粮食组织对增产要素进行统计测算发现，因为播种面积扩大增加的产量占22%，单位面积增产所增加的产量占78%，其中，增施化肥的贡献在40%～65%之间。正是由此，化肥也被称为粮食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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