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经文：耕耘，改革之犁开拓希望田野

    40年前，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考察时说：“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40年来，农村改革从破冰到攻坚，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农村从封闭走向开放、农民从贫穷走向富裕、城乡关系从割裂走向融合。沧桑巨变，成效卓著，标注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带领一个国家砥砺奋进、发愤图强的时代高度。

　　跨越这样的高度，过去没有经验，世界没有先例。到2016年底，世界上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有13个，其中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只有美日两国；世界上所有经济发达体人口加在一起，人口不过10亿。中国，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如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一道亘古未有却必须回答的时代考题，只能靠自己去摸索、实践、解答。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道考题的答案就是：改革。

　　40年风雨兼程、勠力前行，我国农村改革从一线发轫到全面深入，既涌动着乡村田野的草根力量和基层智慧，更体现了党中央从实际出发作出的顶层设计与长远谋划，是党心民心一体、国情农情交织的伟大成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改革，始终坚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始终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循序渐进、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业和市场的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三农”改革发展道路。

　　农民和土地，变与不变的根基

　　举网以纲，千目皆张。农村改革，千头万绪，核心在哪里？1978年，那个冬夜，淮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18户农民因吃不饱饭，大胆分田单干。一个只有100多人的村庄，一张有18个红手印的契约，演变成一场惠及亿万人群的改革巨浪。到1981年底，全国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以“土地包干”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抓住这一关键点，土地承包极大地释放出农民创造力。改革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出工不出力、种地不打粮成为“痼疾”；家庭联产承包，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开，“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种地打粮热情高涨。1984年，全国人均粮食拥有量从“吃饭难”跃升至800斤，“一年吃饱饭、两年卖余粮、三年盖新房”，成为“大包干”后广袤乡村的经典画面。

　　40年，印刻出政策逐渐夯实、不断精准的时间年轮。1984年，基本完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从土地承包期限15年到延长至30年，再到“长期稳定”变为“长久不变”，一次次调整，回应了全体农民和整个社会的关切。在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核心利益上，凝练而生动地刻画出党中央的卓越智慧与深谋远虑。

　　“大包干”撬动了板结的土地，但经络还须不断通活。在土地分包过程中，土地细碎化，小规模经营，难以适应大市场，更多农民离开土地等新矛盾逐渐显现。农民开始探索互换、出租、转让等土地流转方式。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做出“三权分置”的顶层设计。由此，从土地“大包干”，历经所有权、承包权“两权分离”，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农村土地改革“三部曲”，成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又一次重大创新，为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奠定厚实的制度基础。

　　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仍然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需要继续向改革要动力，补齐“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高屋建瓴的论述，揭示了农村改革的本质，反映出我们党对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规律性认识的升华。

　　由是，2014年，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三块地”改革试点走向前台，33个试点县市蹄疾步稳。2015年9月，浙江德清，全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第一槌”敲响。“三块地”试点，让更多农民开始享受农村土地改革的制度红利，激发广阔乡村的深厚内力。而试点先行，既强调了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和综合效益，也昭示了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的“四条底线”。

　　农村改革向“深水区”挺进，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变”与“不变”中深刻演绎。变的是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僵化土地制度，不变的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大后方”，也是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40年改革求变，始终坚持这一根本，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维护农民的核心利益，把变与不变的选择权交给农民，让农民吃上长久“定心丸”，从而激发出巨大创造活力。

　　城市和乡村，分割到融合的演化

　　改革，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始于“大包干”的农村土地改革，在破除了“大锅饭”对土地活力的束缚之后，也为城乡关系的深刻转变、转化、调整，提供了巨大动力，打开了宽阔通道。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积累快速发展资本，完成当时历史条件下工业化任务，采取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办法，让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同时，通过城乡二元分离的管理制度，减轻公共财政对农村投入的压力。过去的“三农”政策，基本是围绕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的需求而制定，农村成为城市粮食和工业原料供应基地，城乡社会被各种“鸿沟”分离。

　　农为邦本。“三农”问题是执政之基、民生之要。在“中国号”列车奔向现代化的征程上，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不断提升、深化。作为最基础的产业、最广阔的区域、最多数的群体，农业不能拖后腿、农村不能掉队、农民不能缺席。经济社会发展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稳住农村、安定农民、巩固农业，就下好了先手棋，做活了经济社会发展大棋局的“眼”。

　　面对扭曲失衡的城乡关系，40年来，从“以城带乡”到“城乡统筹”，再到“城乡融合”，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党中央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握好稳定社会的发展大局。“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一高屋建瓴的阐述，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要求。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党中央提出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新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出15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不断强农惠农富农。更多的目光关注“三农”，更多的资源投向“三农”，更多的力量建设“三农”。从“乡土中国”“城镇中国”到“城乡中国”，我们不断从户籍改革、收入差距、乡村建设等方面入手缩小城乡差距，改写城乡格局。

　　城乡融合，户籍破冰。户籍制度是横亘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一道身份沟壑。从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的“不许动”，到户口福利带来矛盾的“拉锯战”，再到户籍逐步放开的“路线图”，如今，全国31个省份出台了户籍改革意见，全面取消农业户口。这标志着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意味着在中国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城里人”和“乡下人”身份之别将不复存在，农民不再是社会身份，正在演变为职业身份。

　　城乡融合，收入提速。197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34元，2017年，这一数字为13432元，后者是前者的100倍。增收势头不断向上，增收路径不断拓宽，增收动能不断强劲，增收机制不断健全。近年，农民收入增速不仅跑赢GDP，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驾马车”跑得越来越欢实。脱贫攻坚开创新局面，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3.1%。

　　城乡融合，乡村再生。由“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城市的反哺，而是主动发力成为城乡发展的新主角。2003年新农合制度起步，2005年农村义务教育实现“两免一补”，2007年推行农村低保制度，2009年实行新农保制度。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快速发展，水、电、路、气、房建设全面提速。改革深刻表明，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就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农业和市场，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改革之犁，从田野出发，深耕田野、改变田野、提升田野。

　　如果说，40年前小岗村的“红手印”，印证了分散农户对温饱的渴望，那么，40年来田园阡陌的变迁，印证的就是小农户投入大市场的品质升华。从牛犁马拉，到机械耕收、物联信息；从靠天吃饭，到品牌定位、全球竞争，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集贸农市与电商期货的对接互联越来越普遍。而所有发生在“农字号”身上的变化，凝聚为一个共识：三农之舟，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的要求，使得农业农村农民收获到从未有过的果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做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现在，市场之力正以如椽巨笔，用工业化成果装备农业，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农民，用城镇化力量撬动农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战略，正厚植农业发展新优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有了新底气，农民世代居住的绿水青山有了新面貌。

　　从传统到现代，农业生产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把牢农业向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突出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既要产得出、产得优，也要卖得出、卖得好，推动农产品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农业机械化水平超过66%，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7.5%，灌溉面积达10.08亿亩，一半以上的农田旱涝保收，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400万人，各类新型主体达330万家，农药使用量连续负增长。

　　从放开到搞活，农业市场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计划经济下，农产品统购统销，农产品只能卖给国家，消费者凭票证购买。1979年，国家提高了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此后，果菜、畜禽、水产陆续实现市场化。1993年，粮票全面取消。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积极参与全球市场。如今粮食产量实现翻番，肉蛋菜果等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从城镇超市到乡村集市，“菜篮子”丰富，“米袋子”充实，成就了“舌尖上的中国”。

　　从收税到补贴，农业政策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河北灵寿农民王三妮自铸的告别田赋鼎铭文，宣示出中国农民的真情告白。2006年1月，《农业税条例》被废止，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随着对农民农村的多项扶持支持政策举措纷纷推出，补齐补强农村“短板”和“难点”的步伐不断加快。这一切，践行的是“必须始终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小康不松劲”的要求。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这是挑战，也是机遇。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新时代“三农”发展的最强音符，为全面提升“三农”品质指引了方向、指明了路径、指示了方法。落实好这一总体战略，必须牢牢把握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一主线，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乡村治理机制。

　　改革之路艰辛，改革前途光辉。吮吸40年奋勇改革的精神养分，就能继续书写新时代壮美的“三农”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