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丝路重镇龟兹古国的艺术文明

　  它是丝路重镇，也曾是西域最大的城邦。从汉至唐，中央政府经略西域，皆以龟兹为政治中心。在这个西域历史的主场上，无数历史事件上演并载入史册。

　　它是西域佛教中心，也是张骞所记“西域三十六国”中较早接受汉文化的地区。因此，它还是佛教东传的中心节点，“道流西域，名被东国”的鸠摩罗什，译经长安，使更多汉文版的佛教典籍得以在中原地区流传。

　　它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最早的开凿地，拥有比敦煌莫高窟年代更加久远、中外文化交融痕迹更为明显的石窟艺术，对西域和中原佛教石窟艺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它是西域乐都，独具特色的龟兹乐舞，曾沿着丝路传到长安，与中原传统音乐融合……

　　岁月流转，今天那些散落在戈壁滩上的龟兹石窟，依然在述说着龟兹古国所书写的古丝路文明。这颗与敦煌一样在丝路上闪烁的明珠，声名似乎并不显赫。也许它太遥远，想要踏上漫漫戈壁中的那片绿洲并不容易，走近它、保护它也更加艰难。正因如此，从今天开始，本刊“国宝华光”栏目将在新疆龟兹研究院的学术支持下推出“丝路·龟兹”系列，在对精美的石窟艺术的品鉴中，开启跨越时空的艺术之旅，从张骞“凿空西域”贯通丝路到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展开文化的思考，在历史的回响中，唱和时代的脉动。

　　人们常说：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西部山川之壮美、瀚海之无垠；不到新疆，不知道古丝绸之路的苍凉雄厚之美。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让我们走进新疆、走近神秘的龟兹吧！

　　新疆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中枢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地中海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南亚次大陆文明、黄河长江流域文明交汇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早已消失的西域古国——龟兹，作为丝绸之路北道重镇、连接丝绸之路北道与中道的必经之地，以及曾经的塔里木河流域佛教文化中心，在佛教建筑、雕塑、壁画以及音乐、舞蹈等方面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龟兹石窟从公元三世纪开始建造，到公元十三世纪逐渐衰落而被废弃，经历了近十个世纪的辉煌发展，曾对灿烂的古代西域文明和佛教文化东渐传播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指出的：她是中国佛教文化的摇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的起始点。经历了1000多年的风雨后，龟兹石窟虽然历尽沧桑，但其遗存、遗风在当代依然焕发着不朽的魅力，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来此探索人类诸多文明的起源和千古历史之谜。

　　消失的龟兹古国

　　北倚天山、南邻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龟兹古国，地处西域中心地带，曾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中的一个大国，地域辽阔，包括现在的库车、拜城、新和、沙雅、阿克苏、乌什等县。龟兹古国的历史作为中国西域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书写下捍卫祖国统一、维护丝路畅通、推动佛教东传的雄奇篇章。

　　公元前，龟兹国和西域其他诸国一样，为强大的匈奴所控制，汉匈战争曾持续百余年。公元前60年，汉朝在乌垒城设立西域都护府，从此龟兹国与其他西域诸国都正式归属汉朝的统一管辖。公元91年，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撤换匈奴所设立的龟兹王尤利多，扶持白霸为龟兹王，从此开始直至唐代白环为止的近800年内，白氏作为龟兹王室，一直统治着龟兹。白姓王朝开启之时，正值印度贵霜王朝在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兴起。公元二世纪初，印度贵霜王朝国王迦腻色迦在位，大力提倡佛教，并召开佛典集结，派遣大批僧人出国传教，佛教逐渐东传至龟兹国，大大推动了龟兹当地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公元三世纪，佛教成为龟兹文化的主流。在龟兹王的倡导支持下，建寺院、开石窟，使得龟兹国高僧云集，佛法广布，著名的龟兹石窟便在这个时候诞生了。公元四世纪、五世纪，龟兹已发展成为西域佛教文化的中心。据文献记载，当时的龟兹不仅石窟、佛寺栉比，佛塔庙就有千余所；龟兹16万总人口中，僧尼数就多达1万人。公元七世纪中叶，大唐高僧玄奘西行求法取经时曾在《大唐西域记》中详细记载了龟兹国当时的佛教盛况。

　　在西域各国中，龟兹是最早派僧人来中原传播佛教的。出生在龟兹的佛学家、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于公元401年（后秦弘始三年）来到长安，率弟子、僧众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主译佛经经典《法华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35部，第一次系统且正确地向中原地区介绍了佛教大乘空宗理论，使佛教文化思想在中原地区得以广泛传播，为六朝时佛学的兴盛和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开启了先河。

　　公元八世纪中叶，由于“安史之乱”，唐朝政府无暇顾及西域，龟兹地区战争纭起，龟兹佛教开始走向衰落，佛教石窟也随之被废弃并遭到人为破坏。随着历史的变迁与环境的恶化，古龟兹地区曾一度辉煌的人类历史文明，早已消失在漫漫的黄沙之中，留下了一个个待解的千古之谜。

　　辉煌的石窟艺术

　　佛教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和绵延的主要载体，伴随着佛教东传的步伐，龟兹石窟艺术对新疆以东的佛教石窟艺术，包括敦煌石窟艺术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所言，龟兹石窟艺术是敦煌石窟艺术的来源之一，敦煌石窟艺术是龟兹石窟艺术的延续与发展，一东一西，交互辉映。

　　龟兹石窟是龟兹故地大小20余处佛教石窟遗存的总称，主要分布于现在的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拜城、新和等县境内，遗存大约700余个洞窟、近1万平方米壁画和部分精美彩绘泥塑。这些巧夺天工的石窟建筑和精美绝伦的壁画，虽已满目沧桑、丹青斑驳，但至今依然展现出佛教文化由西向东沿丝绸之路进行交流和传播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过程，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佛教遗迹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的价值。在这20余处石窟中，有9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两处石窟群，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克孜尔石窟被列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龟兹石窟的洞窟形制有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龛窟、异形窟和多种洞窟组合形式。公元三世纪开始建造的“龟兹式”中心柱窟是克孜尔石窟形制的最大特色和创新，该类型石窟是在保留印度以塔为中心的“支提窟”基本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结合龟兹当地砂岩的结构特点和中亚、西域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所形成的。这种形制显著影响了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以及云冈石窟的早中期石窟的建造。公元四世纪龟兹开始建造的“大像窟”是世界同类洞窟中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这种开凿大像窟并在洞窟内雕塑大佛的传统，对新疆以东地区，甚至是葱岭以西的阿富汗地区同类石窟的开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龟兹石窟的壁画题材以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为主，还有说法图、弥勒兜率天说法、天相图、金刚和飞天等题材。其中，以菱形格构图形式表现的本生和因缘故事的有100余种，佛传故事60多种，超过了印度和中国其他地区。龟兹石窟壁画的艺术风格可分为龟兹风、汉风和回鹘风。另外，龟兹石窟内外还发现了多种文字题记和文书，包括龟兹文、汉文、突厥文、回鹘文和察合台文等，佐证了该地区历史上出现过多种宗教与文化的交流活动。

　　艰难的保护历程

　　龟兹石窟的再发现，最早可追溯至清代，首先被中国学者发现，但直至1928年—1929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以及1946年—1947年朝鲜族画家韩乐然先生先后对古龟兹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才正式开启了国内学者对龟兹石窟研究的先河。国际上对于龟兹石窟的研究，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队在龟兹掠夺式的探险活动。俄、日、英、法、德等国探险队先后涉足龟兹，猎取了包括龟兹文书、彩塑、壁画等在内的大量文物，并由此掀起了研究龟兹石窟的国际浪潮。德国探险队代表人物勒柯克曾狂喜地称，这是他们“在中亚任何地方所能找到的最优美的壁画”。如敦煌石窟所遭遇的劫难，龟兹石窟所遭遇的浩劫同样是令人心碎的丝路之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石窟建筑与壁画保存状况濒危、一直处于无人看管的荒芜状态的龟兹石窟，终于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党委、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也一直关心着龟兹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始，龟兹石窟所在地人民政府相继成立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开始对辖区内的石窟进行有效的看护和管理，并做了大量的基础性保护工作，对抢救龟兹石窟濒危洞窟和改善窟区环境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为后来的保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际社会也对龟兹石窟的保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

　　1985年7月，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新疆龟兹研究院的前身）成立，这标志着龟兹石窟的保护管理和研究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分散于古龟兹地区多处、由多个文管部门管理的龟兹石窟群统一交由自治区专门的科研机构进行保护管理。研究所成立以来，经过两代人30余年的奋发努力，目前各方面的工作已初具规模。尤其是2000年以后，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无论是龟兹石窟文物的保护、管理和研究，还是文物保护区的环境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得到了飞速发展。一批批走出校门的80后、90后青年学子舍弃都市的繁华，积极投身到了龟兹石窟保护与研究事业中来。虽然龟兹石窟的保护与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但在不断接力的坚守中，相信古老的龟兹石窟将迎来又一个多彩绚丽的春天。

　　（作者为新疆龟兹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