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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点麻烦。一方面，觉得自己的落伍，和年轻人说的话自己都不太信了；另一方面，越来越喜欢年轻人的画。年轻人的画展现的价值观与我不再类似，随之立场也难再苛同，语言也不再重复，审美不再是一统的结果，而多元出更多取向。以往以为的“好”并不是结果，总会有更多“更好”等着进场。所以，年轻人进步之快，也总会让我的认识滞后，当认识不再提供更准确的判断，这就是麻烦。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形态的变化如此之大。就价值观而言，一个主体思想可以分离出无数个体主张。每个人都在乎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这怎么可以当成艺术表现的主题？我认为了大半辈子的价值观是社会、是大众，是我从不认识的人决定着我的创作主题。我把为别人去思想假装成自己在思想，而“我”在自己的主题里却要藏匿、隐形。这在今天青年一代版画家的意识中恰恰是要显现、要主张的，他们的价值观从自我出发，主张提出问题比解答问题更真实更重要，与以往画家声称的教育或服务的功利性目的大不同。
青年一代的画家不去背负虚妄的皮毛，而更有心于自我的实相。知道比个人更大的是天下，比天下更重要的是自我，比“生也有涯”更积极的是“学而无涯”，表现真实的自我与自在，而不是想象的他人或它在，强调自己的价值而不依附盲从。所以，从画面表述中流露的意识感、展现的价值观，都完全写着自我。比如，李小彬的《时间的影子》、周骏雅的《山不在高》、徐中宏的《手套·使命》系列等都在伸张自我所在，表现了主观精神对客观存在的观照和加持。
艺术就是要对“问题”提出问题，对存在的现象生发置疑。这与我以为的传道解惑大不一致。我们从前辈的作品中感受的信心满满、认同的主体意志可以统称为理想的再现。而对于青年一代则是作品表现的选项之一，比理想更真切的是他们个性的思辨和研判，如李芳的《夏有凉风至》系列、蔡运河的《英雄·舰》、刘胜文的《浴火·影迹》系列，既是在现实基点上的再寻觅、再出发，同时也是语言的再塑造。
生动是语言的生命，主题思考的生动、表现欲望的生动、年轻锐猛的生动，让版画语言不再为变化而变化、为哗众而变化，而是为塑造更个性的语境而变化、为构建更独到的视觉而变化。
版画的进步需要年轻人去推动，去创造。价值观、立场，以及艺术语言的换代与更新，让更新颖、更丰润的审美体验呼之欲出，比如刘福的《城镇节奏》系列、徐增英的《上海地下铁初驶》，虽然取材于现实生活，语言却别出心裁地描绘了现实生活的生命体征，讲述着城市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成长，验证了万物皆有灵的哲理。
如果艺术家的想象可以不着边际，语言的表现空间也可以大到虚无。比如，张晓东的《有一天·似曾相识》、左维的《寂空山》，画面似曾在我们的梦境中相识，而现实生活的繁杂庸常又阻断了梦境中所有的想象。他们坚持的想象，只是为了超越现实而为自己的理想争一息生存的可能。尤其在左维的《寂空山》前，这种抽象的可能终于衍化成具象的语境。画面的语言几乎是各种灰的较量和比拼。在黑与白、死与生的压力下，灰的层次便是命的质量。圆刀与角刀不停地在木板上敲戳，层层叠叠的节奏使画面的旋律油然而生。《大日经疏》中说：“可见可现之法，即为有相；凡有相者，皆是虚妄。”“有相”对应“无相”，虚妄对应现前。真实现状不可言说、不可思议，所以画题中的寂与空，不在山而在心，从有形的“始觉”到内心的“本觉”，“心实山空”正是对问题的再提问。
不懂的永远不懂，懂了的仅此一笑。回到价值观上，我觉得李小彬、周骏雅、徐中宏的自我意识，李芳、蔡远河、刘胜文的思辨意识，刘福、徐增英的现实意识，张晓东、左维的虚玄意识，在今天多元文化的语境中都有其存在价值，探索与思考也有了现实意义。价值观的差异越来越明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术的教化功能在新的时代与新青年中应和者不多，隐身于教化语境中的非审美的企图，也不断如鱼刺被挑拣出来，社会的进步恰如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所说：“我们不是从经验中学习，我们是从对经验的反思中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就是老年与青年画家在认同艺术当随时代的共识中，将滞后于发展的认识与理念拎出并剔除。清代文学家赵翼在《论诗》中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心态开阔舒展，喜欢就有了正能量的成分和进步的倾向，而麻烦在于更新，要不断否定、肯定、再否定，才能对实践与经验做出相对客观的判断。对过去与现在做出相对正确的取舍，在好与更好之间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这是一件颇为麻烦的事，但麻烦也要跟上，也得进步。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