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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25日上午，海口市琼山区桂林社区的秦先生向记者求助，称其岳父于12月24日晚心脏病突发去世，因没有死亡证明无法火化，为此他跑了4个单位并下跪才办到一张盖章不全的死亡证明，但还是错过了当天的火化时间，不得不将岳父尸体先冷冻起来。
南方都市报发表汪昌莲的观点：在办证过程中，单位之间相互推诿，工作人员态度粗暴冷漠，令人心寒。人既不能选择“生日”，也不能选择“死期”；更不能因为有关部门不办理死亡证明，而修改自己的“死期”。事实上，人一旦去世，涉及医疗、公安、社保、社区、民政、殡葬等多个部门，均需要死亡证明。那么，何不整合信息和服务资源，使死亡 证明等公共服务项目，在一个专门的服务窗口快捷办理呢？因此，不妨将死亡证明纳入殡葬服务范畴，实行统一管理和服务。而且，这种服务是全方位的，包括临终关怀、死亡证明、遗体告别和火化、公墓建设和管理、户口注销、社保继承，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殡葬成本，让死者有尊严，让生者安心。
小蒋随想：最新消息是，涉事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已停业整顿，相关工作人员受处分，有关部门上门对秦先生表示慰问和道歉。此事或许“圆满解决”。但在本例的背后，既有“候鸟老人”在非户籍地去世后的丧葬流程问题，又涉及基层单位对有关政策的理解与执行力。事实上，海口市多部门2014年曾联合发布有关通知，明确居民(包括流动人口)在医院外正常死亡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有责任开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家属再凭此证明书到死者户籍所在地(流动人口到暂住地)的居(村)委会和殡葬部门办理注销户口和火化手续。说白了，相关规定不存在空白，但上述通知到了具体执行单位却“卡壳”。这要么是因为通知本身传达梗阻，要么是基层工作人员没把通知当回事。此事之后，海口的基层单位在处理类似情况时会否“无障碍”？放眼全国，“候鸟老人”已成为一大社会现象，老人们在非户籍地的医保、丧葬事宜还有多少“绊脚石”？
管理者“因故自杀”，公众最担心什么？
背景：12月27日，深圳光明新区城管局原局长徐远安自杀，深圳滑坡事故中的渣土受纳场正是由其在任时审批通过。同日凌晨，山东平邑石膏矿坍塌事故中的矿企董事长马丛波也选择了死亡。在井下配合救援时，马丛波乘人不备跳入一号井下的佯井溺亡。
新京报发表胡涵的观点：我更愿意将两人的死揣测为中性的“畏惧”。畏惧被调查的后果，畏惧司法和舆论的双重审判，因而选择提前结束生命，以保存最后的尊严。与其他试图隐藏真相甚至逃窜的涉事者相比，这样的自杀行为，值得同情。但遗憾的是，在受害者尸骨未寒之时自杀，真的能以死保节吗？恐怕不行，甚至更可悲，这最后妄图保存的尊严，也因为阴谋论的盛行而凋落了。死亡是对自己的交代，但在此之前，他们作为当事人员，更有向公众交代的义务。比如徐远安，即使没有直接责任，他也应该配合接受调查，向公众和盘托出事故真实原因，以警示后人。马丛波同样如此，他背负着说出真相和合理善后的义务。对其他死难者的交代尚未完成，就匆匆以逃避的方式为自己结案，不免会亏欠死者和公众一分道义责任。真相未出，任何自杀都不应被抹黑，也不应被肯定。更合理的态度，是将这两起年底的自杀事件，视为两宗悲剧事件的延续。是的，是悲剧，而不是闹剧。
小蒋随想：目前，没有报到表明，自杀者留下遗书。也就是说，他们死也没把情况说清楚，没给公众与组织应有的交代。他们究竟是被耻感压垮，还是由于畏罪而自杀，很难一目了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彻底逃避”显露出终极的自私——到死都不愿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后果也令人关注。由于死人无法说话，所以一些活人可能将事故责任都推给死人，结果会不会是“一人死众人安”？换言之，某个关键人物的死亡，可能导致责任链条的厘清更加困难，事故真相可能难以水落石出，其他责任人因为真相未被彻底揭露，而有机会逃避司法与舆论的审判。上述情形是公众最不愿看到的，也是与事故有直接关系者自我了断后的最大隐患。尽管存在掣肘，事故调查机构仍要本着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努力从断裂的责任链条中梳理线索，给出禁得住各界考量的调查结果与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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